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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楚‘郢爰’”的钱币史意义
2017-10-19 11:22:50   来源:杭州日报    点击:


“郢爰”金钣二连

“郢爰”金钣二连

春秋时期的贝币

春秋时期的贝币

  战国楚地的“郢爰”,在中国钱币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其实不仅仅在楚币中是特例,在钱币的材料史、制造史上,也是一个特例。

  从“货贝”到钱币

  春秋战国时期,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,哲学史上的诸子百家学派林立,种种丰满、种种璀璨,即是一个明证。由于诸侯割据,货币的形态体制也是百花齐放。在青铜时代发达的冶铸技术带动下,不同地区的铸币,其器形、重量、文字标志、货币单位、合金成分都不一样。比如中原地区如三晋的货币形制,起源于农耕器具的铲,称“布币”。北方和山东以东如燕、齐,货币形制起源于工具刀削,取其形称“刀币”。南方如湘楚地区的货币起源于青铜贝,故称为“蚁鼻钱”,即贝形钱(贝币)。中西部如秦货币外形起于农户纺轮、又有拟之玉璧之说,故曰“圜钱”。而唐以后的外圆内方的钱样,是在时代进程中慢慢形成的。这样,我们可以把唐以后的铜钱看作是古代钱币史的后半段基本形态;而把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钱币形态,看作是一个生长、发育的“青春时期”。它的前源,是从商贝(天然贝如海贝、人工贝如兽骨贝、石贝)又称“货贝”开始,再到拥有青铜冶炼时代的青铜贝形钱。作为前者的依据,是在1976年河南安阳发掘距今三千年的商王武丁“妇好墓”时,在墓主周围有15个殉葬奴隶和6000枚海贝,这就是贝钱作为财富的一个证明。在商代以前,比如在距今六千年的西安半坡原始村落遗址中,就未有私人财产的概念,也没有以贝(财产)陪葬的现象。而作为后者的依据,则依海贝包括蚌壳贝兽骨贝玉贝石贝作为原始通货的概念,在青铜铸币之初,也必然是以“贝”为形,号为“铜贝”。今存战国楚铜贝有多枚,据说在1983年安徽临泉县一村民挖地得一陶甑,内有大量铜贝。而临泉县博物馆征集收藏有3353枚铜贝。直到秦始皇时代统一币制,才开始废贝用钱,称“秦半两”;到王莽时期,又一度恢复用贝。直到今天,汉字中所有与财富财货有关的文字,均以“贝”字为偏旁。正是这一上古传统的孑遗。

  凿着用的金钣“郢爰”

  即使是在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代,因地域割据而有贝、布、刀、圜等多姿多彩的钱币形制,终归是逐渐走向定形的钱币。但有一种钱币,却十分特殊地出现在我们面前。这就是楚“郢爰”金钣。楚文王迁都郢,即今湖北荆州北江陵县。古号“纪南”。纪南城从楚文王元年建都,到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弃城,历二十王四百余年,成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而“爰”则是当时的货币重量单位,今天我们看到的一般有“郢爰”双连、四连。但在古代,一大块饼金二十连(印)或四十连(印)是原始形态。以此为中心,楚王在纪南城之外,又在楚雄、荥经两地设官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四川地区黄金的开采与长江东运。有此优势,楚国的黄金库存量极具优势,远超秦、燕、齐、韩、赵、魏诸国。

  “郢爰”即楚都之金币,又称“金钣”“饼金”“印子金”。它与其他贝、布、刀、圜不同之处,是并无定型;是在一大块扁平的金块上钤小印数十方,并排有序。使用时依印痕方圆之序根据需要凿为碎块,再行支付使用。凿下金块印痕越多,价值越大,应该是一种“称量货币”的做法。据说西方的秦也曾把金钣熔铸为柿子饼形,称为“柿子金”。也如楚之“郢爰”一样,可以切割凿下使用。

  “郢爰”的流通范围

  “郢爰”的出土范围,目前据统计,分布甚广。安徽、河南、江苏、湖北、浙江、山东、陕西均有发掘记录。至今,已有700多块出世,大部分是在春秋战国的大楚国疆域之内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窖庄出土的窖藏金钣中,有一大块“郢爰”为长方形,正面钤印54个,半印6个,钤印总数有60个,是目前所知的最大金钣。

  楚“郢爰”出土范围既大,又据已出土者作推测,涉及尚未出土深埋墓葬的应该也有相当数量,还有被改铸、熔毁的那一部分;又在安徽寿县诸地,发现各小块“郢爰”中有编号,为铸造时所记数字刻画,有百、千、万之记,证明当时楚金钣的铸造与流通,其总量极大。而据钱币史专家们以为:春秋战国时期,青铜铸币为主流,西秦之圜钱最常见,而三晋之铲布之币、齐燕之刀币亦为当时通货以供交易。而南蛮之地如吴、越,还有宋,则一直是用实物货币,如贝和称量货币如金银,但并无钱币之定制。只有楚湘之地,一则通于巴蜀,出产金银靠长江船运流通,货贸自是兴盛。二则楚地境内也盛产黄金,楚湘文化悠久,舟楫车马,往来如梭,遂有战国各地唯一以黄金铸币的辉煌记录。金币之名,始于楚,继以秦,乃成中国钱币史之一大渊薮矣!

  先进还是落后?

  当然,细细思忖,这楚“郢爰”之开始以黄金铸币,也不是非常精确的结论。因为铸币,或贝,或布,或刀,或圜,总须先有定制,首先是定量定形定尺寸大小以方便计算流通,这才是钱币的要义,故国家对铸币一直是直接监控、视为禁脔,设立专门铸制机构,他人不得染指,违者即被视为大逆。以此标准论,则楚“郢爰”却无定形定量,亦无固定尺寸制度,一块金钣,大小不等、形制也不等。只是靠金块上的钤印数和面积、个数来计量。使用时凿下多大面积?两连、四连、五连、八连、十六连?临时决定它的价值换算,随机性很强,游移性很大,似乎又不是钱币制度规定的必须定量计量功用,所以它又不像是正规的钱币形态。与商周的海贝、骨贝、石贝、玉贝相比,差可混而同之;但比之同时代的青铜铸晋布、齐刀、秦圜半两的有定形定量,却又处于较混沌的状态;似乎也不算是一种先进体制。《竹书纪年》载“汤铸金币”,《管子》也载商汤以庄山之金、夏禹以历山之金铸币,这“金”字或指铜而已,或兼指金、铜,但《管子》另有“黄金刀币,民之通货也”,着重在“刀币”形制和“通货”即定量流通交易之义,应该指真正意义上的钱币。尤其在西周之初“太公为周,立九府圜法,黄金方寸而重一斤”。其描述更见具体,证明在文献上,上古人对钱币的功用是认识清醒的。虽然考古发掘未见西周有黄金货币,但据文献,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一定会有。

  既如此,针对“郢爰”的存在,大致可以引出两个结论:第一,以黄金为币,是楚国优先于秦、燕、齐、韩、赵、魏诸国地区的特征:别家铸铜,楚则熔金。在今天我们已习惯于以金本位为宗旨的金融财富钱币观念,楚“郢爰”在钱币用材方面以金为重,相较春秋直至六国,具有明显的先进性。第二,在以贝、布、刀、圜为定制的六国货币对比下,楚国的“郢爰”的金钣钤印随凿随取随用而不取定制的做法,却又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钱币形态。有点像明清小说中讲唐宋故事有“大块称银小块称金”之俗,这“大块”“小块”并非一定之规。既以不定量的金银锭为货币,银锭既无定量定规,临时依需刻铸,此十两彼二两,甚至还有散碎银子的概念,当然肯定不是秦“半两”、汉“五铢钱”、唐“开元通宝”以降铜钱“制钱”之有固定意义,这样看来,它又不是先进的了,而是相对落后的钱币史观念了。先进和落后,就是这样奇怪又和谐地混融在其中,这真是个有趣的楚“郢爰”。

  最后一个问题,在楚“郢爰”金钣上并列钤印并号为“印子钱”的现象告诉我们,在春秋战国玺印史中,我们习惯于追究玺印的制作和艺术表达,却还没有想到在用途史、形态史方面,玺印尤其是战国楚玺的使用,竟会涉及中国钱币史,尤其是楚文化范围内的货币制造史的内容。它还是以“取信”为目的;但它不是用于文书、契约订立乃至简牍封检;而是用于金币流通时的计量单位方式和特殊信用保证。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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